我院社会学第十一期读书会

周立明同学首先做了题为《<万历十五年>的解析与批判》的主报告，在主报告中，周立明同学首先对整本书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他认为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所刻画的万历朝是一个全面失败的一朝，是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在历史的大失败中，似乎每个历史人物都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黄氏本书采用纪传体的方式，主要记述了六个被历史选定，却又无法避免自身成为失败历史的悲剧人物，这六个悲剧人物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黄氏自己称之为“大失败的总纪录”。然后周立明同学又在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的基础上分析了这种大失败的原因，他将原因总结为以下两个，其一是道德的僵化，“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明朝社会中似乎一切问题都与道德有关。但是道德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社会规范，并且也没有强制性的惩罚。他认为明朝将道德用至极至，将道德意识形态化。以孔孟之书作为选士的参考教材，将朱子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通过这一方法，将文人的思想牢牢地套在了道德的枷锁中。最终的结果是整个国家和社会，自天子以至百姓，全都陷入了道德的陷阱，缺少生气和弹性。其二是社会结构的缺陷，明朝的创业之君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就已规划好了整个帝国架构：以农业为基础，将帝国划分为若干行省，各行省则分割成无数个小农村，全国人民限定在农村中过着安逸详和的生活，即中国就是无数个农村的集合体。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这种观点和钱穆先生的“四民社会”观点是相一致的，钱穆先生将我国传统社会称为“四民社会”，但是士、农、工、商此四民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士和农。“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士则是社会的统治阶层，由此可见士和农是社会的两极。周立明同学认为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其实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社会结构，是一种缺乏大家都可能表达诉求的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也即是黄仁宇所称的“潜水艇夹肉面包”型社会。此种社会上不通，下不达，是一种严重危险的不平等的社会形态。

周立明同学引用梁启超的一句话，即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而研究的目的却是认识今天，所以周立明同学还探讨了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历史的大失败在现实中的意义，他认为中国延绵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农村型社会、农业型国家。即使时间跳到现在21世纪，中国还是处在这样的一种传统当中。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它方面也表现的一派欣欣向荣。但是这些似乎都还不足以说明根本性的变化。我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可以说中国社会仍没有跳出黄宗羲所说的“历史怪圈”。反而有身陷其中的感觉，而且越陷越深。

最后，周立明同学对《万历十五年》做了一个方法上的解析，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1）他认为黄仁宇在本书中文字优雅别致，想象丰富。字里行间充满了行云流水般的浪漫。他以丰富的想象力构造出了万历朝的生活情景。但是从史学的传统来讲，黄仁宇的这种风格已深深的背离了史学研究。史学研究最讲究“言之有据”，不能光凭着想象的天马行空。（2）黄仁宇在书中的描写集中在朝廷、统治阶层、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方面。而忽视了人民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社会行动这一维度。这是研究社会，即使是历史社会研究所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很多人批判黄仁宇的一个重要方面。（3）黄仁宇在书中充分暴露了他的强烈的目的论预设。黄仁宇是在美国接受的的高等教育，其思想带有欧洲文明优势意识亦是可以理解之事。但是在做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还是要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悬置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和前提预设。即韦伯所说的要保持价值中立，但是在黄仁宇的书中明显体现出其强烈的进化论色彩。（4）《万历十五年》有一种类似于“蒙太奇”的写作手法。很多处都是一种场影化、碎片化的描写。他在文中选取的六个人物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这使得一些保守的读者无法接受。

随后，杨杰同学、尹振宇同学和周蕾同学分别对周立明同学的主报告进行评论，杨杰同学基本上同意周立明同学对《万历十五年》的解读，并且从更细致的角度来分析《万历十五年》，他认为黄先生用其优雅的写作手法使我们从故事中窥探到历史的真谛，对于其写作中暴露的目的论与进化论色彩，根源还是在其受西方文化影响太深，而且经历了战乱的洗礼，他给出的那个螺旋式的历史发展示意图只能用于表示中国历史的发展，我国历史就是螺旋上升发展的，其中布满着断裂与整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甩出很多东西，也会包容很多东西，这就是历史。我们应该立足于本土来研究中国历史，之前的一百年已经借用西方的东西太多太多，而将西方数字化的管理模式在这个时候套到中国社会，实为不可能之举。尹振宇同学则与周立明同学的主报告相关不大，他做了题为《变与不变：文官集团与时代的冲突及对儒学的社会批判――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评论发言，他认为黄仁宇用很平静的语言道出了一个悲哀，这个悲哀就是，在一个以道德代替法律而且已经固化了的社会里，个人无论向哪个方向努力，都始终无法冲破意识形态的牢笼，个人所能做的，只能是作为一个异类，而社会就在反对“异类”的过程中，渐渐走向衰败与消亡。但是这种悲哀或者说是传统中国“历史的大失败”只是作为利益集团的文官集团的失败，并不是整个儒学体系的失败。我们应该开阔眼界，不要仅仅局限于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而是要放到整个世界的人文关怀与终极意义上，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有着发散性宗教性质的儒学体系，其所倡导的正是社会的团结与整合，即不仅仅教育我们怎么作为一个人而存在，更重要的是怎么作为“人民”而存在。儒学体系一直以来的关怀，不是放在如何应对社会变迁上，而是在适应社会与整合社会上，从这个角度出发，当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达到一个足够高的水平的时候，儒学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将会再次发挥光芒，这一次，如果抓住机会，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绝好契机。周蕾同学在周立明同学主报告的前提下做了题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论明朝时期的道德、秩序与政治文化》，她认为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以其所著称的“大历史”观，凭借对六个关键人物的传记式叙事，对万历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进行了断面分析，认为“彻底地以道德代替法制”造成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向的最大障碍。周蕾同学在此基础上针对当时的技术、组织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指出“道德代替法律”实际上是社会秩序停滞的一个具象表现，个体能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社会新陈代谢影响的下降才是导致“四民社会”政治文化彻底衰亡的根本原因。周蕾同学还综合全面地介绍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从方法上来说，黄仁宇所坚持的这种“大历史”观深受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观概念的影响，两者均强调要将单一历史事件的影响放置在一个长时段历史中进行研究，因为“历史的规律，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从其学术渊源上来看，黄所擅长的财政史学术圈也一贯强调要脱离对历史事件的道德批判，而更多地从技术的视角去分析不同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规律的同一性和特殊性。并且她还从文官利益的形成、道德扩大化和道德困局以及无力的个体三个方面论述了万历十五年时期道德的停滞。最后，她将社会各界人士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评价做了一个简要介绍，她认为虽然各方对此书的研究结论和学术意义褒贬不一，但对黄仁宇所持有的“大历史观”和其所采用的技术视角却基本上达成了较为一致的评价，认为他所采用的这种“望远镜式”的观察视角较之同一时期国际汉学界通常惯用的“显微镜式”的研究方法，确实在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上有所创新。

参加本次读书会的其他同学也都就自己阅读的《万历十五年》以及主报告、主评论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刘逸文提出申时行的“阴阳”观点其实就是处理生活当中的公与私的问题，而儒家的道德体系是否能够内部解决这个问题引起了老师们的关注。

针对这次读书会，各位老师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与看法，并对同学们的某些观点进行评论。

杨国庆老师首先对同学们的认真思考表示欣慰，但是也戏言这也是同学们在整个漫长的读书生涯中的一个“大失败”。杨国庆老师认为周立明同学读懂了书中的内容，并对其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任何作品都可以批判，进行知识的批判，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批判的源头，例如万历十五年，我们要了解黄仁宇是从什么角度提出他的大历史观，他是受到黑格尔、汤因比以及法国社会年鉴学派的影响才提出种观点，并且这种历史观主张放宽历史时段，而不是局限在具体的片段情节中，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地域历史，而要将其置于整个世界的历史长河中，即要从横向与纵向、时间与空间的角度去看待历史。黄仁宇是从技术角度去看待历史，去看待中国明朝历史，而韦伯是从各国宗教经济伦理的角度来看待历史，每个人的关注点、切入点不同，自然看到的面也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局限于个别的片段，而要从整体着眼，杨国庆老师认为同学们对大历史观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历史不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整体问题。杨国庆老师认为杨杰同学基本上都在赞同周立明同学的观点，而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价值不是很大。而尹振宇同学论述另一个与书本关系不是很密切的问题，但是其思路很清晰，说的不错。他认为尹振宇同学没有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故而无法理解他的深意。最后，杨国庆老师对周蕾同学的发言进行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她的视野较宽，条理也比较清晰，但是论述具有迷惑性，在处理细节方面不够严谨，但对整体把握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