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社会学第十二期读书会
我院社会学系第十二期读书会于2012年12月22日晚上18：00在41号楼四楼我院资料室如期举行。本次读书会讨论的书目是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参加本次读书会的有我院郑莉教授、杨国庆副教授、刘辉副教授、赵岩老师以及社会学系2012级研究生和社会学专业的部分本科生。本次读书会由杨国庆老师主持并主评，主报告人为刘逸文同学，主评论人是马巍巍同学和叶燕燕同学。
刘逸文同学首先做了题为《为知识人招魂―― 论<士与中国文化>中“士”的超越与局限》，她认为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余英时先生勾勒出士人超越个人私利，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传统，并分析了中国文化中“内向超越”之特征。他对“士”的研究，目的是追寻中国知识人的精神依归和信念之源，从而对中国公共知识人的现状作根本性的反思，并以此唤起当代知识人对中国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的担当。她的文章分为四个部分，逻辑非常清晰。
首先，她认为知识人是文化重建的担当者，并且认为余英时先生对“士”之精神的追溯，对知识人的关注，都是以他根本的学术主张和关怀为基础的，这是我们理解本书的关键所在。余英时先生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取向的前提下来论述如何重建中国传统文化之魂和知识人之魂，余英时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认同的学者，他认为人文研究的基本预设应是承认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中西方各有其发展的历史道路。然而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冲击，人们急于去“对付西方的行动方式和思想形态”，“对既有文化的不自信乃至嫌弃，继而慌乱、病急乱投医，不能冷静、笃定地去整理、发现自己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这导致“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心态和学风。要认识传统文化，实现文化重建，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就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探寻“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份” ，赢得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是他一直的追求目标。但恢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自说自话”，与其他文化的比较参证也同样重要。在这个基础上，当下中国也面临着全面的社会重建问题，而它同时还是文化重建的问题。要实现文化重建，就“首先要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并在传统中寻找有助于现代化的精神资源”。这一主张源于余对“传统”的认识。他反对将“传统”视为“现代”的反面，反对那种“必须扫除一分‘传统’才能推动一分‘现代化’”的论调，认为“传统”也曾发挥主动力量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他还将“传统”划分为“硬体”和“软体”，前者指社会、经济制度，后者指价值和文化系统。近代以来，传统的解体主要是“硬体”上的，例如封建帝制的崩溃，而“软体”则处于一种“死而不亡”的状态。所谓“死而不亡”，是强调传统价值和文化（包括正面和负面），还在对现代产生的影响。由此，他坚信，现代文化重建必须建立在对传统的推陈出新之上，而绝非抛弃和清除文化中的传统。
其次，她论述了“士”的超越，认为超越的实质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这种超越”可区分出两层含义：一是针对个人的超越，即能够超越自身私利和阶级属性，关怀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二是针对世间的超越，即以一个超世间的“道”或者“理”为权威，来批判和改造现世的政权和社会状况。但是，余也认识到这种超越并非拒斥现世，世间和超世间是“不即不离”的关系。实际上，“超越”的根本目的指向此世，它没有使人抛弃现世去寻求个人救赎，反而给予他们跳出个人私利的动力，赋予他们深切的入世精神和责任感。他们求索的真理，不是洞穴之外的理念世界，也不是脱离尘世的天堂，而是一种改造现世的理想世界。当然，在本书中余英时赋予这种“超越”以宗教性，或许是为了便于与其他文化价值进行比较，提出他对“外向超越”和“内向超越”之分。接下来，她论述了超越的实现――以道驯势，在世俗政权中处理“道统”和“政统的关系”，士“以道驯势”，且“从道不从君”。先秦时期，“道统”独立于“政统”，还充当了辅佐“政统”并为其正名的角色。然而，秦以后，“道统”的独立性开始减弱，“士”的身份也逐步从独立的知识分子转为官僚。但余英时认为，“士”的“超越”传统仍然流传了下来，只是形式一直在流转，并且认为入仕的“士”也不仅仅是唯君命是从，把官职当作谋生工具。“道统”为士人阶层提供了独立的评价体系，即使王朝更迭，事殊世异，“士”都能与“同道”的前人和后来者惺惺相惜。“殉道”的“士”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往往是因为他们坚持“道统”而不愿“曲学阿世”。这说明，虽然“士”在历史中的阶层地位并不总是一致，但共同的文化价值却使之产生了超时空的群体认同。更进一步讲，“超越”之理想和精神构成了“士”这一群体的价值归属和身份认同，正因为拥有这一特点，“士”才成为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传统。
再次，她论述了“士”的局限性，刚开始她将余英时对“士”的分析与韦伯的分析进行对比，认为他们存在两方面的差异，其一是研究预设和目的不同，其二是方法不同。她认为余英时将这种超越叫做“内向超越”，超越性的“道”不在外在的“天”，而在于人的“内心”。而这种超越也造成了两种后果：其一是混淆了“应然”和“实然”，单纯强调“士”之人格的理想化。士人向内寻求“超越”，必须不断“反求诸己”，不断在内心中反复诘问个人私利和需求。“重义轻利”成为规范性的人格，公共福祉是人生的最大追求，而一切不合乎道德的欲望都被视为“心中贼”。公共性与私利无法“阴阳”调和；其二是造成了“士”在“势”面前的软弱。“道统”没有外在的组织去对抗甚至颠覆“政统”，“道”只能求诸于心，而强大的世俗权力却无所不在。所以，“天下无道”时，他们也只有“仕”和“隐”两条路，要么“乘桴浮于海”，要么“曲学以阿势”。在专制帝制不断加强的过程中，虽不乏不屈权势的士大夫，但多数人是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的，政治高压之下往往表现出“社会人”趋利避害的共性，只能转向内心寻求解脱和放达。
最后，她论述了士与现代知识分子，余英时先生追溯“士”的起源，目的是追寻中国知识人的精神依归和信念之源，从而对中国公共知识人的现状作根本性的反思，并以此唤起当代知识人对中国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的担当。这也是刘逸文同学的落笔之处，她认为，“士”的超越性，源于一种信仰，一种价值理性，这正是余英时力图还原和展现的知识人之“魂”。这种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近代的梁启超、胡适身上也依然可以看到。然而，余英时却指出，在传统的士大夫过渡到现代知识分子过程中，在一系列历史变迁之后，知识分子却“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在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她认为，“‘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余英时先生追溯“士”的历史，就是想在当代中国知识人心中唤起“超越性”的“魂”，期望他们能以超越一己私利的公共关怀去反思和批判现实，并承担起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的责任。而只有价值重塑也是不够的，知识分子与“士”一样，也必须面对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自身的独立性；二是其个人私利、阶级归属甚至民族身份与公共责任的关系。前者是思想自由的前提，后者是社会性矛盾在知识人身上的体现。总之，呼唤“超越”之精神价值，反思现实之局限，在“应然”与“实然”之间不断求索，当代知识人任重而道远！
随后，马巍巍同学和叶燕燕同学分别对刘逸文同学的主报告进行评论，马巍巍同学做了题为《谋道与谋食――中国传统之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抉择》的评论报告。马巍巍同学认为在中国传统中，学术和思想一直为社会指示着方向，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占据了枢纽的位置。而在今天，社会经济决定论的新观念盛行于世，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越来越狂热，不少知识分子已开始视文化为获取利益的工具，他们很少会尽心尽力地去传道授业解惑，他们继续传播着文化的真正动力是传播背后的附加价值，稿酬费、补课费抑或调研基金等。追求财富无可厚非，但要适可而止，知识分子在传播文化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对后代的影响自然也不可小觑。现代的知识分子应该向传统中优秀的“士”学习，需要招“魂”，将“谋道”也纳入自己的理想中，不要没有节制地追求私利以满足自己的饕餮之欲。我希望现代的知识分子能够找到自己与传统之“士”的契合点，在谋道与谋食的抉择中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点。叶燕燕同学做了题为《论中国文化中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评论报告，认为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具有以往“士”的优秀内在品质，他们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继承关系。她认为传统士人品格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有四个方面，一是主持正义；二是忧患意识；三是敬业精神；四是积极入世。
针对这次读书会，各位老师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对同学们的某些观点进行评论。
杨国庆老师首先对三位同学的发言进行总的评价，他认为刘逸文同学的报告主题突出，论证明确，逻辑清晰，非常符合读书会的要求，对她的观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需要调整视角，使文章更加的充实，以便以后的发表。他认为马巍巍同学和叶燕燕同学有进步，但是没有突破，只是停留在梳理线索的阶段，不是特别符合读书会的要求，并且没有针对主报告的文章进行评论。他认为同学们没有实现读这本书的初衷，没有将这本书与上一次的《万历十五年》联系在一起，这两本书会将我们带入史学领域与中国文化领域，认为选取的视角不同，看到的中国状况自然也不同，黄仁宇先生从大历史观出发，看到中国明朝的万历十五年是一个失败的一年，这具有一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取向，而余英时是自足在于内在的理路来探讨概念，根据证据向前发现事实，推出结论，他没有任何的前提预设，也没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从而还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面貌，启迪中国的知识分子，重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身份。杨国庆老师认为，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可以学习西方观点，但是不可将其作为唯一的视角，因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我们容易受到西方视角的影响；其二是就理论本身探讨问题，而不要轻易判断现实问题，不能只看到表面的概念与线索，而要看到深层次的问题，这也是同学们所缺乏的。
郑莉老师认为刘逸文同学的文章从形式上达到了学术论文的标准，但是某些方面还需要深入，例如两种超越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原因在哪里？这些都是要深入挖掘的问题。她认为马巍巍同学再谈文献综述时，没有论述她选定的知识分子界定的独特性，各部分之间要具有逻辑性，表达观点时要环环相扣，这样才能更好地展开论述。
在场的各位同学也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从各个角度对《士与中国文化》的内容进行了解读，老师也表示欣慰，并且希望同学们能继续努力，读书会能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