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社会学系第十四期读书会已于2013年4月21日晚上18：00在41号楼408（我院资料室）举行。本次读书会讨论的书目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参加本次读书会的有我院刘军教授、郑莉教授、杨国庆副教授、赵岩老师、唐国建老师、陈玉霞教授、曲晓丽老师、张辉老师以及社会学系2012级研究生和社会学专业的部分本科生。本次读书会由刘军老师主持并主评，主报告人为叶燕燕同学，主评论人是杨菲菲同学和马巍巍同学。
叶燕燕同学首先作了题为《欧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的糅合？――读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的主报告。叶燕燕同学认为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中，韩毓海教授是从基层、金融、世界这三重视角来解读500年来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并认为中国的“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是明清经济崩溃的根源，也是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的问题核心。韩毓海教授极力地反对以黑格尔和韦伯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观”，而向美国加州学派的“多元中心论”或者“中国中心观”靠拢，认为西方的发展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只是“历史的耦合”，是现代性的“出乎意料”的后果。而叶燕燕认为韩毓海是在中国中心观的指导下研究分析中国社会，但是并没有完全跳出欧洲中心论的泥潭，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她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介绍自己的报告：
首先，她对韩毓海的“三重视角”观进行了解读， 认为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说“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层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首先，他认为由于中国自宋以来形成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制度，造成了上层与基层组织的脱节，无法进行社会动员。其次，中国自古一直存在着货币混乱的问题，而随着美洲白银的流入，最终造成了中国货币体系的紊乱以及财政危机的发生。最后，随着欧洲民族国家体制和金融战争体制的形成，欧洲加强了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并借由金融力量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这“三重视野观”的论证过程中，他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于中国的“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因为能力的下降，导致了皇权直接面对成百上千的小农，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体系和财政预算体系，从而造成了国内货币体系的混乱。同时，也是因为国家能力的下降才使得国家无法抵御外敌，任由外国金融操纵中国经济。
其次，叶燕燕认为在研究近现代史的过程中，一直存在“欧洲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观”之间的方法论争论。并且认为韩毓海的著作也有着两种倾向，故将其进行了总结，她认为欧洲中心论有两种理解：其一是就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模式而言，认为欧洲所走过的道路是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和唯一模式，并且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合理”或必然方向，即欧洲经验和欧洲道路是具有普适性的，东方和世界其他地区未能走上这条道路，或是因为某障碍的存在，或是因为西方的入侵打断了他们的正常发展道路，因此对东方经济史的研究往往受到欧洲经验和欧洲模式的支配；其二是就历史上，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东、西方历史的“分流”的“事实”而言，强调欧洲在制度、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诸领域内具有独特的“内生优势”，因此能走上工业革命和近代化的道路，并很早就走上了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轨道而成为世界经济社会的中心，东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则因为缺乏这些优势，或存在相反的障碍因素，而无法独立实现近代化，并陷于长期的停滞乃至衰落之中。而与之相对的是以柯文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观”，它包括四个方面：（1）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2）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现象所具有的的历史重要性；（3）把中国社会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他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叶燕燕同学认为韩毓海是在中国中心观的指导下进行中国社会的研究，但是在论证的过程中又始终无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泥潭，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
最后，叶燕燕认为韩毓海教授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一定认可，但是也出现了不少硬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有些论点存在问题；其二是引用资料不足，欠缺说服力；其三是混淆了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力的概念；其四是韩毓海基本上继承了美国加州海湾学派的观点，但是却没有沿用他们的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使得有点观点很难令人信服。另外，叶燕燕同学认为任何的历史学著作都只是提供一种视角，只要能够为我们解释一些困惑，它就是有价值的！
随后，马巍巍同学和杨菲菲同学分别对叶燕燕同学的主报告进行评论，马巍巍同学做了题为《论中国式道路的延伸》的评论报告。她认为韩毓海教授从三重视野重新审视了近500年来的中国与世界，并以中国为本位，观察和描述了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式道路。并且她遵循该思路，分析了中国式道路的理论性与可行性，希望在“实然”与“应然”的张力间，能够清楚而深刻地认识到当今中国的现状。接着，杨菲菲同学做了题为《乡村自治与帝国悲剧――读<五百年来谁著史>》的评论报告。她认为基层的劳动人民从古至今都占据着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我国不可忽视的主体，但是以前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相对低下，乡村自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弱，其重要性一直得不到历代统治者和改革者的重视。乡村自治的管理方式不仅会失去基层的信用，导致国家组织能力衰弱，而且还会导致国家金融能力的下降，最终致使国家能力整体下降。直到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基层才得到共产党的重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基层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课题。最后，她认为要实现大国崛起，我们必须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基层，只有基层得到了发展，国家才能真正实现进步。
在三位同学报告完毕之后，社会学系的同学也针对韩毓海的某些观点发表了自己见解。陈茜同学认为当时美洲白银的流入是否代表着欧洲就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而中国是否就一定是处在弱势？这是一个方向的问题。杨杰同学认为韩毓海强调从金融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特别是其中的“银本位”制度，以及论述的引入美国白银的原因，基本是基于中国国家经济层次，而忽视了其中的制度以及文化的基础，从而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姚忠玲同学认为韩毓海在比较浅显的层次上研究历史问题，不够深刻。项娣同学认为韩毓海的角度比较新颖，比较全面，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妨碍我们对他的某些观点进行评价。周立明同学认为韩毓海的“三重视野”只是一种传统上无视“民”的视角，因为他的基层只是基层组织，而不是民。并且也没有对他一直提及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进行明确的定义。另外，还存在一些“本质”认识上的错误，混淆了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最后，周立明同学认为韩毓海对毛泽东的点评是一种阉割历史的现象，而没有做到全面客观。
在同学们都表达自己的观点后，各位老师都表达了自己见解并对针对同学们的一些观点以及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回应。
刘军老师首先谈了他对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书的看法，他认为韩毓海既不属于欧洲中心论，也不属于中国中心观，他是从关系、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与欧洲的历史，例如他的金融角度就是一种相对比较新颖的视角，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在与欧洲互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另外，韩毓海在文章中也谈到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明清时期，国家实行国家放任主义，将河道交由商人而不是自己掌握，这使得商人利用此来赢取暴利，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造成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绑架政府”的态势，这些是不是对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混淆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么抠字眼，我们需要的是理解韩毓海所要表达的观点。他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个人权力的张扬；其二是工具理性的扩张。我们需要的是建设一种形式的逻辑，刘军老师认为韩毓海是通过国家与日常生活的视角来研究李约瑟之谜，其实是一种框架，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这是比较难能可贵的。而对于“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问题，刘老师认为我们其实不必拘泥于字眼，其实吏就是一个小政府，他对基层的控制能力较强，而相较于现在的大政府，他的运作效率可能更高。另外，刘军老师认为看待事物一定要有自己的视角，例如现代性的大屠杀事件，他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独裁专制就可以实行，它是很多人“合谋”的产物，我们不能用简单化的命题来评价事物。
接下来，郑莉老师对同学们的观点进行了点评，她认为叶燕燕对韩毓海的著作把握的相对准确，中国中心观是在回应“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并且美国加州海湾学派也只是从历史的偶然性因素来揭示中国的落后的，并没有完全脱离欧洲中心的泥潭，郑莉老师认为叶燕燕同学能将课堂所学的知识与这些相结合是值得肯定的。郑莉老师认为马巍巍同学并没有阐述“中国式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之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证据，有论断没有论据，这是在以后写文章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杨菲菲同学有自已的一个理论框架，没有局限于书本。我们在《中国士绅》中谈道“皇权不下县”对基层有个好处，即它能够使基层的地方利益得到一定的保障，杨菲菲同学认为是乡村自治造成了帝国悲剧，但是如果没有乡村自治，地方的利益由谁来代表？我们的传统基层是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政令执行与自下而上的反馈的双向过程，国家政权失去根基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乡村自治？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在书中说是由于保甲制度的出现破坏了乡村社会的双轨政治，从而使得基层与上层政府的脱节，黄宗智认为是国家政权的“内卷化”造成了国家的衰败，而这里的“政权建设”是否是西方意义上的“国家建设”？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另外，同学们一直在谈“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力”的问题，这里的“国家能力”是否包括乡村的自治能力。很多同学说韩毓海的“三重视野”很新，这种视野是否是新的？这是有疑问的，他的文章中涉及到很多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的内容，这种视野在西方已经被论证了，他的很多看法只是弗兰克的翻版，并且他的基层视野也只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视角，因为在他的视野中我们无法看到“民”。
随后，杨国庆老师也对同学们的看法进行了点评，他认为马巍巍同学的论文缺乏充分性的论证，杨菲菲同学的论文更像是一个政治性的论文或者说是政治报告，而叶燕燕同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欧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太大，故一直在思考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杨老师认为就他看来，韩毓海在书中受到欧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的影响倾向是比较明显的，而欧洲中心论最开始就是西方学者就西方社会的研究得出的一种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思想理论，例如亚当.斯密、马克思以及韦伯，他们都有一种组织化的倾向，并将其用来解释其他文明的历史，可以说他们都是欧洲中心论的倾向。而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他认为这是具有普适性的，为了同样适用其他文明的发展，他又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部调整来套用其他的历史（例如中国）。如果实在要对社会进行划分的话，钱穆先生当年就将中国分为游士社会、士大夫社会、科举社会，如果用西方社会的词“封建”来套用我们的话是非常合适的，我们可以看韩毓海书中这种倾向比较明显，他在书中有意无意地拿来就用，比如说“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但是却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义就进行论述，这是不严谨的，因为在马克思或者在其他学者那里含义是不一样的。并且韩毓海一开始就说他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会受到这种框架的影响。另外，他对近500年的划分或者说是1500年以来的历史，这明显就是西方学者以西方的视野来进行的划分，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例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他认为中国没有发展其数字管理技术，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衰落，这只是一种观点的堆砌，我们是可以进行批判的，西方中心主义是无处不在的，其实我们在回答李约瑟之谜时就已经落入了西方的话语霸权体系中，受到西方的影响，这是我们在日后做研究时需要警惕的方面。像西方人经常会说中国现象中存在着很多的悖论，而西方社会不存在这种现象，这就是基于西方的视角，如果一定要套用理论，就会落入俗套，切割中国现实。邓正来先生曾说过“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视角受到了西方理论范式的支配”，一种西方普景的支配，杨老师认为如果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想要过西方人的生活，全盘西化，那么中国人也就没有根了，这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最后，唐国建老师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感想，他非常欣赏同学们勇于批判的精神，但是同学们普遍的问题是有批判但没有证据，有时只是空喊口号。另外，他还认为“中国落后论”有时就是一种欧洲中心论，他是基于西方的视角来谈中国的“落后”。
时间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激烈讨论中悄悄流逝，临近尾声时，老师们鼓励同学们能够再接再厉，期望咱们的读书会能够一次比一次精彩！
